​方姥不是川岛芳子-对“方姥是川岛芳子”的质疑及调查

方姥不是川岛芳子-对“方姥是川岛芳子”的质疑及调查

孙彦平 尤军丽 旅顺口大型画传 今天

（一）如果方姥是川岛芳子，她来长春不符合历史背景

（二）如果方姥真是川岛芳子，她最该隐瞒的是什么

（三）户籍、字迹、照片、名字——都没有。可信么

（四）那组假关东军秘图——谁买的？目的是什么

（五）方姥留给张钰的“浴嬉图”，能是方姥画的么

（六）带封的景泰蓝狮子、狮子内的字条，都是故弄玄虚

（七）“浴嬉图”与“秀竹字条”是同源关系

（八）穿凿、猜测、附会，用可能性代替必然性

（九）我们的调查：方姥是张钰的养姥庄桂贤

（十）本文结语及我们的最后一问

2008-2009年，在长春市发生了一件事情：被国民党政府依法处决、通过单连芳评书而家喻户晓的东北头号女汉奸、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被传播成在长春复活了，说她从1948年底一直安然隐藏、舒适生活到1978年，并最后神奇地站着死去。此事源于张钰、何景方等人对一个据称为“方姥”之人的考证，并出版了一本展示川岛芳子所谓“传奇”生平和考证方姥如何是川岛芳子的书——《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

但是，方姥真是川岛芳子么？我们认为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首先，让我们从当年“川岛芳子是否逃脱了死刑”这个前提入手。因为张钰、何景芳等人在考证“方姥是川岛芳子”的过程中，一再提及有证据证明当年川岛芳子逃脱了死刑，毙命于枪下的不是她本人，并例举出当时的报纸传闻、现在日本方面对尸体照片的研究、德崇（溥旻）的证言等等，使“方姥是川岛芳子”这件事的唯一前提——川岛芳子没死，似乎非常充分了。但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张钰等人对那些能够确凿无疑地证明当年被枪毙的是川岛芳子的证据却一直不予提及，这些证据是极具权威性的。随便例举几条：

（1）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对此事的表态：“当年她（川岛芳子）被枪决时，也有被替身换出的谣言，我们看到了行刑后的照片，那是她本人，没有错的。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

（2）当年日睹了枪毙川岛芳子全过程的谭良泽老人也证明，当年枪毙的确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作为第一号汉奸，在北平被捕不久，就转到北平第一监狱。这里以及河北省高等法院等处的治安，都由北平西区宪兵队负责。谭良泽时任西区宪兵队少校连长，枪毙川岛芳子时全程在场。他说：“川岛芳子被枪决是铁的事实，因为4月1日是愚人节，各大报纸不过是因为这次行刑的不公开，对法院十分不满，和大家开了个过火的玩笑而已。”“但从第二天起，各报社好象合计好似的，什么也不再发表，连金璧辉的金字都不再写了。”

（3）台湾法务部2009年底编纂完成的百年狱政档案书中，收录了当年因川岛芳子死刑引发争议的调查报告，指出：川岛芳子陈尸监外，任人拍照，应无贿买他人替死传闻。此一历史文件存放在台湾“国史馆”。

本来，考证“方姥是不是川岛芳子”与考证当年“川岛芳子是否逃脱了死刑”是两码事，真是没有必要混在一篇文章里去说。但因张钰等人在考证“方姥是川岛芳子”时总是喋喋不休地扯上“川岛芳子没死”这一传闻，藉以影响公众的取向心理，所以我们认为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证据，为的是让读者在阅读此文正文之前，对此有一个公正的判断（如有兴趣，可上网查看详文）。

下面，专门就“方姥是川岛芳子”提出我们的疑问，公布我们调查得到的证言。

（一）如果方姥是川岛芳子，她来长春不符合历史背景

张钰称“方姥是川岛芳子”一事，是她养姥爷——段连祥在2004年病故前向她交代的。内容是：段连祥在伪满时是警局兼职翻译，崇拜川岛芳子（以下简称“川岛”），在1948年末由同是在伪满当警察的于景泰、秀竹将从北京逃出的川岛送到在沈阳的段连祥处，由于景泰联系亲属在新立城租一处房子，川岛便长期在新立城住下。

他们认定“方姥是川岛”的定论之作《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以下简称《川证》），表述川岛来长春的准确时间和条件：“‘方老太太’来到新立城的时间，是在解放前夕的1948年末，与川岛芳子从北平第一监狱逃出后的时间也比较吻合。”“新立城又是长春近在咫尺的农村，1948年又处于国共两军‘拉锯’的三不管地带，使川岛芳子既有回归故里叶落归根的感觉，又地处不为人所注意的僻静农村”。这完全不符合当时东北的形势，也不是当时人们对形势的认识。

1948年下半年，正是我军展开辽沈战役期间，至10月份时东北已大部解放，就只剩下锦州、沈阳、长春三座孤城还在国民党手里。按《川证》书中所说的川岛来东北的时间，正是这三座城市都在我军重围之中的时候，后来锦州和长春10月份解放，沈阳11月份解放。在这样的时候，秀竹、于景泰怎能领着川岛几穿我军重围，先到沈阳找到段连祥，然后又一起来到新立城呢？这时长春外围的双阳县、九台县、农安县、长春县及长春城市四周都早已被我军解放，新立城正是我几十万军民围困长春的控制区之一，哪还有什么“国共两军‘拉锯’的三不管地带”。况且当时对人员往来和交通控制得都非常严格，沈长两地间和各地农村间的人员走动都要有路条才行，要接受层层关卡的检查。党史资料显示，在围城期间，长春围城地区绝不允许容留外来人员，而且肃奸肃特特别严厉。川岛这时即使逃过死刑，又怎能奔这沈阳、长春等对她来说是极其危险之地呢？况且还一行四人：一个被叛了死刑的汉奸、三个伪警察。有人在网上反驳：脑袋上又没贴帖，怎么就不能来？我们很尊重这个反驳，因为川岛很神，从《川证》书中看，连早已死去的金璧东都能拿金条帮她买命，有神鬼相助，她当然能来。只要有人信就好。

（二）如果方姥真是川岛芳子，她最该隐瞒的是什么

如果方姥真是川岛，劫后余生，她最该隐瞒的是什么？我们认为，那就是她汉奸、日本间谍的身份，以及一切“日本人”的痕迹和物证。可是，段氏母女（张钰和她母亲段续擎）给我们展示的方姥生活可不是这样，她不但画日本画，还教段氏母女日文、日语、日本歌曲和日本舞蹈，甚至还教了日本国歌——“君之代”、用日语骂人，还保留了望远镜、密码箱、军用教棍等物品。在那又是土改，又是镇反、又是“文革”、又是“清队”的年月里，她敢教这些敌国的东西么？她敢接着保留这些与她身份有关的物品么？她教这些东西和保留这些物品难道就不怕暴露么？凡是从那个年月过来的人都会很清楚这一点的。单说教日本的东西吧，如果方姥真是川岛，甭说段氏母女不是川岛的亲生骨肉，就是她的亲闺女、亲外孙女，她也不敢教。

如果方姥是川岛，那么她保留了这么多符合她过去身份的物品，就更奇怪了。川岛芳子作为东北第一号女汉奸、日本间谍，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惊恐不安，为了逃避国民党政府的惩办，她在未被捕之前就已经把与她当汉奸、日本间谍身份有关的物品销毁，特别是军用物品。国民党政府是以汉奸罪逮捕并判处她死刑的，在审判她的法庭上，她一直是倚仗着她已销毁了物证否认她当过“安国军司令”、从事过间谍活动等犯罪事实。除了她本人销毁这些东西外，在逮捕和审判她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已将与她当汉奸、间谍、“安国军司令”有关的一切物品作为罪证依法收缴，就连她的私产也已作为“逆产”没收了，这一点在历史文献和宣判书上都有明确记载。那么，如果方姥真是川岛芳子，真的从北平监狱里逃出来，那么她从北平监狱出来时也应是身无一物的，她的这些能代表她身份的军用望远镜、军用棍、保险箱等又是从何回的呢？而且还不怕暴露地带到解放后30多年。莫不又是她已死去的七哥金璧东花金条贿赂国民党，还给她的吧。难怪日本右翼势力对她那么感兴趣，还给她建纪念馆，真是太神奇了。

网上有一篇文章：《川岛芳子没死，应该是个骗局》，对此剖析得一针见血。文章说：“川岛芳子没死，应该是个骗局。原因就是所有的证据太像了，让人深信无疑！可那些能够提出怀疑的地方，又都是死无对证。也许这就是骗人者的‘弄巧成拙’。种种迹象，都符合‘精心编造’这一逻辑。”

（三）户籍、字迹、照片、名字——都没有。可信么

在提出“方姥是川岛”的这件事上，张钰一方没能提供应有的直接物证，这很值得怀疑。因为要证明的川岛，在70多年前曾是一个在中国东北、华北各地有过大量活动的人物，她在各方面都留下可以做比对的东西。而方姥在段家生活了30年，也一定应该留下一些可以准确地与历史上的川岛做比对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准确无误地证实方姥是不是川岛，如户籍、笔迹、照片、指纹等。可惜，这些，甚至连名字，在张钰一方提供的证据中都没有。可信么？

1、户籍。新中国成立后，对两件事情管理得最为严格，可以说是滴水不漏，那就是“户口”和“粮食关系”。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后又生活了30年的人，不管她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没有户籍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如果川岛真的有本领在长春围困战期间来到长春，那么她冒充难民在某地落脚，弄个户籍是不难的事，况且她还做过“间谍”。有合法身份总比没合法身份安全，她怎能不去做呢？

2、字迹。按段氏母女的说法，方姥与她们共同生活长达30年，又教了她们两代人的文化艺术，可连一篇正经的手书文字都没留下来，哪怕是一个信封也好，哪怕是一篇日文也好。真不能相信！难道方姥真是川岛，警惕性极高，防止暴露，就是不留字迹。细读《川证》一书发现不对，上边说到了，连她最应该隐瞒的“日本人”身份她都不在意，还教了段氏母女两代人的日语，那么喜欢画画等等，应该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不否定真有方姥其人，但按现在的材料推论，我们认为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方姥确实教了段氏母女两代人那么多知识和技艺，也留下了字迹，或许还真是个日本人，但就不是川岛，张钰一方为了把她说成是川岛，不能把她的真实字迹提供出来，就说他没有留下字迹。二是方姥本来也就不是什么川岛，没有那么多技艺，也不会日文、日语之类的东西，是段氏母女为了让她在现在考证之际像川岛，而硬把她说成《川证》书中的那样，又会这个又会那个的，在这方面制造假象，让人相信她是川岛。

3、照片。据段氏母女讲，方姥从不照相，也不留照片，但唯一的一张照片——皈依证上的照片，在2004年底段连祥去世后，随段的遗体一起火化了。

我们仍不相信，这个说法的疑点太大了：既然段连祥已经将方姥的身世告诉了段氏母女，并还嘱托张钰将景泰蓝狮子转交远在日本的小方八郎，段氏母女也已经将方姥的许多遗物都一直完好保存着，而且张钰几乎就在段去世后马上就着手“揭秘”方姥身世了（段连祥2004年12月24日去世，张钰第二年一年在“揭秘”。见《川证》133页），那么，她们怎能在马上就要“揭秘”方姥身世时，把方姥的所有能证明身份的遗物都完好地保存着，独独将最能慰人追思和最能为“揭秘”方姥身世起到铁证作用的照片烧掉呢？这不是骗人么。况且，方姥与段连祥并不是名义夫妻，作为儿孙，随烧段连祥遗体烧方姥的照片合理么？可理解么？这是对段续擎养母、张钰养姥庄桂贤的极大不敬。段氏母女和段连祥的其他儿女会这么干么？用这样的理由解释方姥没有留下照片说不通。我们认为，能说通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方姥本来就不是川岛，拿出照片不就穿帮了么。

4、名字。没有名字这一点是最说不通的。按段氏母女的说法，方姥从1948年末来到长春，至1978年死亡，前后长达30年，尽管为了隐藏身份不和外界来往，但总是会和一些人接触的，总要弄个假名来代表身份呀。段氏母女从小都在她身边，可能连她的假名都不知道么？可段氏母女就是说她没名。我们还知道，方姥入了佛教，办了皈依证，又和般若寺住持澍培关系很好；同时，我们也知道皈依证的格式：名字、法号、照片……据说因为方姥没户口，这个皈依证对她大有好处，又代替了她的身份证，但皈依证上也总该有个名字吧。这个名字段家是应该知道的，可段氏母女却还是一致说她没名，这可信么？我们认为，不提供名字，好处就在于，即使有关方面有这位方姥的记载也无由去查，这方姥的真实身份也就永远是个谜，然后再按预备好的“方姥遗物”去证明“方姥是川岛”。如此而已。

一切不可信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就都明白了。对方姥无户籍、无字迹、无照片、无名字这样的怪事，也是一样。

（四）那组假关东军秘图——谁买的？目的是什么

在方姥的许多遗物中，假关东军秘图一露，就引起公众的质疑：谁买的？目的是什么？《川证》一书无法回避，但对此却这样表述：“可以断定，这6页‘关东军文件’绝不是川岛芳子的遗物（因为方老太太（川岛芳子）死于1978年，在此之前，根本就没出现过此类东西），只能是段连祥1983年后从古玩市场或旧物摊上买回来收藏的。段连祥之所以收藏关东军这些东西，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对关东军的了解有关，也算是他的一种‘情结’吧！”

我们不认同这样的解释，也不认为是段连祥买的。我们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这组关东军秘图是真的话，又做如何解释呢？考证者还会说这“只能是段连祥1983年后从古玩市场或旧物摊上买回来收藏的”吗？显然不能。张钰还会认可把这些“秘图”说成是段连祥买的吗？也显然不能。不管是考证者还是张钰，都一定会像表述望远镜和那几张画一样，言之凿凿地认定这就是方姥的，然后再推出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川岛芳子才可能拥有”，所以“方姥就是川岛”的结论。而且，有了这组关东军秘图作证，“方姥是川岛”似乎就更能服人了。望远镜是真的，考证者和张钰为什么就不说“只能是段连祥1983年后从古玩市场或旧物摊上买回来收藏的”呢？

我们之所以认为假关东军秘图不是段连祥买的，更是基于下面的理由：

从段连祥的经历上看，段在伪满时充其量只是一个铁路警局的编外翻译（还有待证实），伪满垮台前半年才入警察学校学习，与关东军关系甚远。就算钟情于川岛，爱屋及乌，在改革开放后误以为真地买了假关东军秘图，这都可以成立。但是反过来看，在改革开放后可买的东西很多呀，如果方姥真是川岛的话，他真的保护了川岛的话，那么他的偶像——川岛的照片、图片、传记、评传，更多呀，在书店、地摊、古玩市场上都可见到，可他却一页都没买，也没留下来，这是为什么？要知道，这时川岛早已不在世了，他不该多搜集点川岛的东西留念么？相反，关东军秘图这时对他又有什么用处呢？他的情结首先应是“川岛情结”。那么，是不是他担心危险而不去搜集川岛的东西呢？显然也不是。“方姥是川岛”这个秘密只要他不说出去是没人知道的，收藏川岛的东西远比收藏关东军秘图的危险性要小得多，他不应不去做。这不说明了问题么？换个角度说，如果方姥真是川岛，按张钰等人所说的段连祥与川岛的那种亲密关系，他连川岛的图片、资料都不去收藏，却要收藏这几幅他知之甚少的关东军秘图，这怎么可能呢？正确的解释我们认为只有一个：方姥本来就不是川岛，段连祥也没有保护过川岛这回事，所以他既不搜集川岛的东西，也不会去搜集什么关东军秘图。我们认为，买关东军秘图的不是段连祥，另有其人；买关东军秘图的目的也不是收藏，而是为了做证——想要先把关东军秘图说成是方姥的，然后以“只有川岛才可能拥有这些秘图”为论据，断定“方姥就是川岛”。但是，就是在买的时候不知道是假的，以致一出手就栽了，露出了破绽。

我们还认为，在这里，《川证》一书有故意为造假者开脱之嫌，故意把公众诘问的对象引到一个无法对证的人——段连祥身上。因为这句“只能是段连祥1983年后从古玩市场或旧物摊上买回来收藏的”表述，是排他性的。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段连祥1983年后从古玩市场或旧物摊上买回来收藏的，或者在没有排除其他相关人所为的情况下，是不能这样武断地下结论的。难道就不能是张钰或其他什么人买的么？我们认为极有可能。

（五）方姥留给张钰的“浴嬉图”，能是方姥画的么

所谓“浴嬉图”，据张钰讲，是方姥画给张钰的，内容是八个日本裸体女人在澡塘内嬉闹的场面。这张画在整个考证过程中倍受关注，起的作用也很重要，以致考证者直呼“此画为川岛芳子所画无疑”。真的么？我们以为不是。

1、这张画是一张老画，应是解放前的。按张钰一方的说法，“浴嬉图”是方姥得知段续擎怀孕后、张钰未出生前画给张钰的，那么这个成画的年份就不会早过1966年，因为张钰是1967年出生的。可是，此画的年龄经画家张成久考证，认为至少五、六十年前。就是按50年前计算，此画也应在1958年前成画，怎么可能是方姥在1966年画的。根据日本式的装裱特点，成画时间或许更早。

2、这画的作者，我们断定也不是方姥。根据如下：

（1）按张钰等人的说法，“浴嬉图”是方姥画给张钰留作纪念的，这极不符合常情常理。一是给小孩子的画画这样的内容，小孩子能喜欢么？大人能接受么？特别是1966年“文革”已开始，画这种裸体画不是自找麻烦么？二是留给未见面亲人做纪念的做法，通常都是在预知自己不可能见到那位亲人或很长时间不能见到那位亲人的情况下采用的。从张钰讲述的情形看，在张钰出生前方姥并没有死亡、远离等见不到张钰的征兆，没有画画留念的必要。三是既然这幅画是在张钰还未出生时就画好了，预备给张钰的，那为什么直到方姥死时还没给张钰，而直到段连祥也即将过世、张钰已成画家后才由段连祥作为方姥遗物给张钰。要知道，在方姥过世时张钰11周岁了，并且已跟方姥学画了，方姥没有不亲自给张钰的理由呀。况且，按张钰的说法，其他那两张方姥为张钰画的肖像画不也早就给了张钰吗？为什么独独这张“浴嬉图”不给呢？

（2）在媒体公布了这幅画后，在各路人士纷纷猜字、猜义时，野崎晃市先生为这幅画找到了出处——这是日本明治时代一位很有名的浮士绘画家落合芳几所画的《竞细腰雪柳风吕》（以下简称“《竞》画”），是一幅印刷体的“浮士绘”。画的本源找到了，考证者认为这为证明方姥是川岛提供了佐证：“也只有学过日本浮士绘画法的川岛芳子才能临摹落合芳几的《竞》画”。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这幅画是方姥所画，那么方姥临摹的原画本为什么没留下来？按理说，方姥那么喜欢画画，还教段氏母女两代人画画，还给张钰留下包括这张画在内的四张画，原画本是不该丢的。还有，临摹这样一幅色彩丰富、笔触细腻的画，在1966年的新立城农村，条件具备么？还有川岛“学过日本浮士绘画法”，我们未见任何史料记载。

综合以上（1）、（2）两点分析，参考张成久老师给出的成画时间，我们认为这张画不是方姥画的，当然也一定不是留给张钰做纪念的，是为证明方姥是川岛而借用的一件道具。

（六）带封的景泰蓝狮子、狮子内的字条，都是故弄玄虚

在方姥遗物中，带封的景泰蓝狮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东西。按张钰的转述，这是段连祥临终前托付给她的，让她转交给在日本的小方八郎。2008年末，在得知小方八郎已不在世的消息后，张钰等人便抠开狮子底座的封泥，从中找出落款为“秀竹敬具小方阁下”的16个篆字的字条（以下简称“秀竹字条”）。16个字经辨认为：“芳魂西去，至未归来，含悲九泉，古今奇才。”纸条上还有与“浴嬉图”上相同的一枚葫芦形图章，内书“广幸”二字。于是，又经过一番猜测、解读，方姥是川岛便最后认定了，成了这次考证的所谓“收山之笔”。现在，对这16个字还有“芳魂回天至—未归来，含悲九泉达—今奇才”等奇奇怪怪的解读。反正张钰等人认为，沾一个“芳”字就是指川岛芳子。

这是一件不能让人信服的事情。秀竹是谁呀？找到了么？字条是谁写的？怎么证实？都没有。这完全是个没根的东西。在整个方姥是川岛的故事中，秀竹是个最重要的人物，但却一点线索也没有。纵观方姥是川岛的故事：送川岛来长的上线是秀竹，指挥于、段二人保护川岛的是秀竹，在南方保护川岛过冬的是秀竹（似乎还和川岛有一腿），来四平取走川岛骨灰的是秀竹，最后写字条要送给小方八郎的还是秀竹……这么重要、核心、关键的一个人物，在张钰一方提供的资料中，竟难寻踪迹，虚无飘渺。他在哪儿住？做什么的？谁见过？除了张钰一方的说词外，都没有。就凭这一纸字条，就一锤定音，完成了整个认定，这是不负责任的。要知道，到目前为止，秀竹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没有确证；“秀竹字条”是否是他写的，也无法确定。如果秀竹这个人是虚构的，怎么办？如果“秀竹字条”是假造的，又怎么办？使用这“人”和“字”两者都有可能是虚假的证据来定方姥就是川岛，靠谱么？正确的方法是要先确定秀竹其人，弄清他与历史上真的川岛有什么关系，然后再根据笔迹确定字条是否是秀竹所写，这之后得出的结论才能靠点谱。现在，在张钰和考证者那里，这一切都不去做，就仅靠一个景泰蓝狮子做载体，掏出个字条认定，能成立么。如果仅凭张钰一方的说词相信有秀竹其人，进而相信这个字条就是秀竹写的，那就完全可以相信她说的方姥是川岛，用不着考证了。

如果认定这字条是那个没有被证实身份的秀竹写的，“小方阁下”也认定是小方八郎，那么看这字条至少会有以下两点明显的疑问：

1、如果是秀竹要转告小方八郎川岛死讯的话，为什么非要用让人难以辨认的篆体字？如果是为了防止比对笔迹暴露写信者身份的话，可为什么又坦然地署上了名——不仅署上了自己的名，还写清了给谁：“敬具小方阁下”。显然这不是为了防止比对笔迹，也不是怕暴露身份。既不怕比对笔迹和暴露身份，就不必用篆体字，让人难以辨认。

2、“芳魂西去，至未归来，含悲九泉，古今奇才”这不像传送死讯的话，更像悼念亡人的话。如果是写悼念川岛的话，“含悲九泉”一句又不通了，因为按张钰等人的说法，川岛逃过死刑，已是“广幸”了；继续活了30年，又入了佛门，明明白白已是善终，还能说她“含悲九泉”么？

顺便说一句，既然“秀竹字条”是要转给在日本的小方八郎，那么，将字条塞进景泰蓝狮子内是无意义的。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带封的景泰蓝狮子在海关是过不去的，是一定要抠开检查的，甚至会被扣留的，达不到传递信息的目的。越是这样隐藏，就会越引起海关的疑惑，就越出不了关。段连祥作为在伪满当过警察局翻译的人，不会不知道。他能这样做么？

那么，出现这件物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理解：这就是要在证明方姥是川岛时用的，故弄玄虚，增加一份证据而已。放入带有日期的旧报纸、灰渣是故意的，提示这是段连祥生前放入的，不是别人所为。用一些无用的假象，掩护其中最真实的一点用途。

（七）“浴嬉图”与“秀竹字条”是同源关系

“浴嬉图”与“秀竹字条”，是被赋予含义最多的两件东西，一个被说成是方姥的，一个被说成是秀竹的。并在“秀竹字条”被掏出后，张钰等人像讲故事一样对方姥是川岛做了肯定的宣示和描述。关于“浴嬉图”是否是方姥画的，我们在上边已有质疑，不再赘述。现在，我们想谈一谈这两件东西本身。

这两件东西都是老东西，还有联系，联系的标志就是那同一个内书“广幸”两字的葫芦形图章（以下简称“葫芦图章”）。在还没发现“浴嬉图”是摹仿画之前，考证者认为这个“葫芦图章”是川岛特意写的，寓意自己“很幸运”。可当发现了《竞》画之后，这个说法就不成立了，因为原画上就有这枚“葫芦图章”，无法继续解释为方姥画的了，便撇开了。此后，考证者在对“秀竹字条”的考证中又碰上这个“葫芦图章”， 因为它对阐述方姥是川岛没用就不涉及了。但是，考证者似乎也发现了它的不同寻常之处，说它“也证明此文为秀竹所写，‘广幸’为秀竹笔名；这张小纸上的‘广幸’两字与‘方老太太’所画‘日本风情女子浴嬉图’中落款处的图章‘广幸’两字为同一人笔名，即秀竹。”

我们很赞成这个认定，但认定它是笔名是不太准确的。如果“广幸”是秀竹的笔名，那怎么解释为何又出现在方姥画的“浴嬉图”上呢？而“浴嬉图”又是摹画《竞》画，秀竹的笔名怎么又会出现在百年前落合芳几这幅画上呢？按张钰的说法，“浴嬉图”成画于1966年前，“秀竹字条”写于2004年，或1978-2004年间，且分属两个不同的作者，而且功能又各不一样，怎么会署同一个“笔名”呢？……这不乱了套了么？其实并不乱，乱的是张钰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原先我们认为这是书画家的闲章，后来我们咨询日本学者得知，这“葫芦图章”是商标，是画坊在自己出售的画品上或画或印上的身份标志。这商标有的是画坊主人的名字，有的是应顾主要求画上家族的徽章。“浴嬉图”上的“葫芦图章”是摹画《竞》画上原有的东西，而且《竞》画恰恰就是一副印刷品，“葫芦图章”就是生产印刷品《竞》画画坊的商标。因为是商标，藏于日本国内的那幅《竞》画上才会有，摹画来的“浴嬉图”上才会有。这样看来，这张“秀竹字条”的来源就清楚了，应是与“浴嬉图”一样摹画带有“葫芦图章”标志的某件书画品的一件仿品，应该是与一幅画相连的，是一幅画的文字说明部分，被裁下来放在这里使用了。这张字条不整齐的四边也符合这一点。

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有关署名“广幸”画坊的资料。落合芳几（1832-1904）是日本明治时代一位很有名的浮士绘画师，是明治时日本画坛上的“三杰”之一。“广幸”也很有名，是当时与落合芳几合作、经常出版落合芳几画作的出版商（即“版元”），全名叫“广冈幸助”（1829-1918），“广幸”是他名字的略称。两人关系非常密切，不仅终生合作，还曾一同经办过《东京日日新闻》报纸，落合芳几不幸死于“广幸”之先。我们认为，这张“秀竹字条” 是从一幅画上分离下来的，原画是与“浴嬉图”一样摹画了一幅由“广幸”画坊出版的落合芳几的画品，因此将“广幸”二字的“葫芦图章”也连带摹画下来。如此看来，“浴嬉图”和“秀竹字条”是同源的，源于摹画了同一画坊的出版物，若不就不会带有同一个“葫芦图章”。“秀竹字条”内容很可能是追思落合芳几的，“芳魂西去”、“古今奇才”都是指落合芳几。

反之，如果按考证者所解释的是保护川岛的秀竹写给小方八郎用以转告川岛死讯的话，画上一个画坊的商标无论如何也是不可理解，也是没用的，更是画不出来的。

我们认为，如果是造假，从“浴嬉图”和“秀竹字条”的同源关系上就已暴露无遗了。

（八）穿凿、猜测、附会，用可能性代替必然性

纵观张钰等人的考证，我们认为：穿凿、猜测、附会，似是而非的手法充斥在整个过程中，对有的物证间明显的矛盾视而不见，不利于证明方姥是川岛的证据就被搁置，就规避，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归纳起来，考证者的具体做法是：只要从物证上找到可能与川岛有关的信息，那么就说是方姥的，然后靠只有他们自己信奉的“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川岛芳子才可能拥有”的荒唐逻辑，得出方姥就是川岛的荒唐结论。而且还不先行确定哪些是方姥遗物，预留了一个选择的空间。

用通俗一点的语言讲，考证者的做法就是：按历史上川岛的信息，寻找所谓方姥遗物上相同、相似的信息，用可能性代替必然性，把“可能”说成“只能”，把“或然”说成“必然”。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浴嬉图”的考证。

要证明“浴嬉图”是否是川岛所画，唯一方法应是将这张画上的签名、画技与历史上川岛的同类画做比对，从技术方面得出结论。现在，在这方面没得出肯定的结论，于是考证者便转向猜字、猜义方面，把本该证明“这幅画是否是川岛所画”这样一个命题，改换成“这幅画已经是川岛所画，川岛不能明说的东西应寓在画中，那么她寓在画里的含义是什么”这样一个命题。于是就猜吧，就有了藏名画、谐音署名画、寓义画等五花八门的猜测。反过来，这些猜测又被考证者拿来当做证据，证明“这幅画是川岛所画”。这在逻辑上是：互为前提，循环证明，是很荒谬的。

我们认为，一幅画的主要功能是审美和表现生活，如果没有特殊需要，作者是不会去考虑在画里面蕴含点其他什么信息的。“浴嬉图”这幅画，如果不是让人先认定是川岛画的，谁会挖空心思去附会什么一“穿”一“倒”，多女为“芳”，小孩为“子”（藏名：川岛芳子）？猜什么“清朝倒，祥云绕，竖（肃）身翘，王袍罩”（寓义）？如果这也算是考证的话，按照这个方法，我们还可以猜出“川岛玉子”（根据：穿倒浴孩）、“川岛次郎”（根据；穿、倒、两个小孩）、“樋口芳子”、“ 樋口芳男”什么的，还能穿凿出“日人闹，清朝倒；赤子哭，浪人笑”等等什么的。行么？这与在“文革”中红卫兵把塑料鞋底带“人”字图案，硬说成是设计者“有意要把人民踩在脚下”有什么两样？可是，考证者就是这样，把猜测、附会、穿凿当做考证，不但不觉荒唐，还觉得找到了门径，认认真真地说：“根据以上见解，我们认为，此画为川岛芳子所画无疑。”

我们说这种方法荒唐，站不住脚，已在“浴嬉图”的考证过程中被考证者自己无情地嘲弄了。这幅画最初被认定是川岛所画，不就在署名上么？有人按谐音署名方式猜，认定画上署名“一蕙（误认为：帘）斋”为“一连灾”，“芳几画”为“芳子画”，“广幸”为“很幸运”，似乎很有道理，真能当铁证使用了。但当野崎晃市先生把此画所摹仿的原画找到后，看到原画的署名就是“一蕙斋”和“芳几画”后，这个把“一蕙斋”、“芳几画”猜为川岛自己寓意自己“一连灾”、“芳子画”的方法，还有意义了么？这种先定作者身份，再附会、猜测画中含义的做法肯定是错的。

另外，猜测方姥给张钰此画是川岛暗示给张钰：“你的‘方姥姥’就是大清朝肃王府的爱新觉罗?显玗川岛芳子（金璧辉），并且辉煌过”,也是让人笑掉大牙的事情。如果不是先告诉这幅画是川岛画的，谁会挖空心思地去穿凿这些东西？

如果硬说“浴嬉图”是川岛的藏名画、谐音署名画、寓义画的话，那么，这藏名、这谐音署名、这寓义，岂不是从百年前落合芳几画这幅画时就开始了？难道落合芳几画这幅画时就是要藏“川岛芳子”之名？就是要暗示给世人“你的‘方姥姥’就是大清朝肃王府的爱新觉罗?显玗川岛芳子（金璧辉）”么？这不是荒唐是什么？

不仅对这幅画的考证靠猜，对望远镜和密码箱的考证也是靠猜，猜得云山雾罩。长春市地方史志专家于泾，在报纸、电视和《川证》书上看过这两件物品后，就向我们明确指出：那个望远镜并不是什么“高级军事望远镜”，就是一架娱乐用的望远镜，结构简单价格便宜，东北沦陷期间在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的日本人和俄国人手中都有，盛行用它看赛马、体育比赛和大型文艺演出。因为这种望远镜的倍率低、物镜镜片小，没有棱镜，无需耐震抗冲，根本不能用于军事。至于密码箱更不是什么稀奇玩艺，不过是东北沦陷期间在东北流行的一种“钱匣子”，日本人称之为“手提金库”，日本小贩和小商店都常用，当年在长春市夜市（今长江路）上摆摊的日本小贩，几乎人手一个。

一位日本友人向我们指出：“方姥的遗物，大部分是在1945年终战时，苏联进攻长春市时，当时住的日本人放弃的遗物。”这些东西，在今天的古玩市场上也是常见的。

（九）我们的调查：方姥是张钰的养姥庄桂贤

光有质疑是不够的，“方姥是谁”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回答。因为在关注、研究张钰一行人的考证过程和《川证》一书时，我们早已发现了一些真实的线索。果然，调查核实取得了突破，方姥的真实身份被证人证实。

1、张钰等人一直说方姥没名，但在《川证》152页陈良证言的影印件上，我们看到一句话“张钰的姥姥方太太口方丽蓉”。这是一句读不懂的话，但不应是一句无用的话。凭着多年来考证资料的经验，我们判断出原话应是“张钰的姥姥方太太叫方丽蓉”，“叫”字因为写丢了一半，变成了“口”字。

2、张钰一直说方姥没照片，但又画了两张，附在书中。据说其中所谓的1986年画的是对着方姥皈依证上的照片直接画的，画完后段连祥还连说“像，非常像”。我们判断，如果张钰一方造假，不敢把方姥真照片拿出来，但画的照片也一定和方姥本人相像，还要掺进川岛的因素，让见过方姥的人能一眼认出是方姥，让考证者对照川岛的照片也觉得有些像。另外，我们又判断，按照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如果当年段连祥真是在家里既有一个收养了段续擎这个日本遗孤的原配妻子庄桂贤，又以在外养女人的名义养了川岛这个方姥，那么，作为女儿和外孙女的段续擎和张钰，无论如何对这个方姥也不会亲近起来的，怎能年年夏天还陪着方姥在新立城住？除非没有两个姥姥，就一个姥姥，或者是庄桂贤，或者是方姥，或者两者就是同一个人。因此，当我们拿到《川证》一书时，将方姥画像、在北平监狱中的川岛照片和段连祥全家合影中庄桂贤的照片进行对比，我们吃惊地发现，方姥的画像和庄桂贤的照片就是一个人，只不过方姥的画像画得阴森了不少。从阴森的角度看有点像川岛，这正符合了我们的判断。

调查就从名字和照片开始。2009年7月3日，带着打印好的调查提纲，孙彦平以长春市地方志编委会总编室主任的身份，通过朝阳区政府办找到陈良，客观地询问了他当年见过的方姥情况，并取得了相关的文字证明。

陈良证明：方老太太就叫方丽蓉，山东口音，老段家人都知道，是张钰的亲姥。何景方等人在2007年调查陈良时（张钰也在场），陈良已向他们提供了方姥的名字——方丽蓉。可是，他们(包括张钰)一直没向外界公布，也没按这条线索去追查。甚至在2008年5月7日长春市政协召开的“关于川岛芳子史料情况的听证会”上，都没有把这一重要证言公布出来。当孙彦平又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张钰一直说方姥没名时，陈良大骂：“净他妈的扯蛋，她亲姥叫方丽蓉她不知道？”

名字证实后，孙彦平将《川证》122页上川岛照片、126页上庄桂贤照片和148页、221页上两张“方姥画像”同时拿给陈良看，请他辨识。他仔细看过川岛照片，说“没见过此人，但像，可能是方老太太年轻时候”；看过庄桂贤照片，说“方老太太就是这个人，脑袋后梳一个疙瘩究”；看了两张“方姥画像”，对一张说“像”，对另一张说“没见过”。当时孙彦平非常谨慎，又特意讲清了这四张照片各自在书中标注的名字，以及与张钰的关系，请他再仔细辨别，慎重认定，但陈良还是坚持认定庄桂贤照片是他当年见过的方老太太，并写下证言，印了手押。调查的全过程，朝阳区政府办副主任宋彦春作为见证人在场，并签字作证。

陈良的证言具有颠覆性的，对方姥是川岛的故事，对《川证》一书。至此，我们认定：有关“方姥是川岛芳子”的一切论证都是不成立的。

看看“方姥”更像谁：

陈良证言的手迹：

当方姥被陈良证明是张钰的养姥庄桂贤后，许多疑问都豁然解开了。仅举几例：

——因为方姥（即庄桂贤）是段续擎唯一的母亲、是张钰唯一的姥姥，所以，当方姥每年夏天在新立城时，段续擎、张钰也前来亲密陪伴。这符合中国人的人情世故。

——因为方姥（即庄桂贤）是段连祥的原配妻子，且俩人又都信佛，所以她皈依证上的照片会被儿女们同段的遗体一同火化，期望他们老俩口在另一个世界也继续做夫妻。这也符合中国人的人情世故。

——川岛生于1906年，段连祥生于1918，两人相差12岁，这个年龄差在任何年龄段上都是能明显看得出来的。如果方姥是川岛，1970年时的川岛已是65岁左右的老妇，段连祥则是53岁左右的壮汉。而作为方姥在新立城居住的第二代房东、于景泰的外甥——逯兴凯，在这时看到方姥和段连祥后竟会认为两人是夫妻，这不合常理。这时逯兴凯27岁左右，判断力不会出问题。除非是逯兴凯这时看到的方姥没那么大，若不，是不会产生两人是夫妻的印象。陈良也认为方姥与段是两口子。如果那时方姥确实是与段连祥的年龄差不多，50多岁，那方姥就肯定不是川岛。川岛比段连祥长12岁，怎么也不能给外界俩人是一对夫妻的印象。与段连祥年龄相仿的正应是庄姥。

（十）本文结语及我们的最后一问

方姥实有其人，但像张钰等人所描述的那么多才多艺、又有武功，甚至是站着死的，无法让人相信。要证明方姥是川岛需要的是直接的证据，没有直接的证据，仅凭张钰一人（或段氏一家）捧着一堆老东西（其中还有假的）往川岛身上猜，身上靠，根据可能性去说方姥就是川岛，岂不太荒唐了么。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些物证中真有一两件是当年川岛的，也需要证明这东西确是方姥的才行，这一链条是不能断的。因为这是历史，不能戏说，要靠一环扣一环的证据来证明。这才是考证，若不只是猜测。我们不反对猜测，但猜测的作用只是启迪求证的思路，它不能代替直接的证据。若不，现在社会上许多收藏者手里都有历史上的老东西，如官印、私章、字画、书信，以至官服、戏服什么的，有的人手里还有“圣旨”，都说出一套“传奇”的经历，找两个人“考证考证”，往自己祖上靠，从自己家里弄出一个什么人来，行么？

我们认为，在张钰一行人的考证中，处处体现着这样一种逻辑：因为（既然）历史上的川岛没死，所以（那么）方姥就是川岛，证据就是这一堆川岛可能有的东西和方姥这个人很像川岛。他们都不愿意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历史上的川岛真没死，也只为方姥是川岛提供一种可能性，不是必然性。要变成必然性需要有必然性的证据，这些证据大致包括：DNA同一、指纹同一、笔迹同一、相貌同一，或者真有一两件川岛的东西在方姥手里（不是买的、捡的）。至于其他，大都可以说连旁证都算不上，只能是瞎猜妄测。一切皆有可能，但真相只有一个。证明真相的不能靠猜测、臆断、附会，甚至旁证，应是直接的证据，或是建立在众多真实证据上的合乎逻辑、合乎实际的准确的论断，除此之外都不成立。回观方姥是川岛故事中的证人、证据，没有一件是铁证，是确证。

方姥是不是川岛芳子，不是个学术观点问题，是个很简单的真与假问题，当然也一定是个带有法律责任的问题。从日本遗孤段续擎和带有日本人血统的画家张钰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来看，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考证，考证对于她们母女来说完全是一场戏。试想，如果方姥是川岛芳子，方姥和川岛芳子不就是同一个人么，段续擎母女对方姥那么熟悉，二三十年在一起，不就是等于对川岛芳子很熟悉么？那么，在她们得知方姥是川岛芳子这个说法之后，对照川岛芳子的照片一看不就百分之百地确定了么，还需要什么考证？

川岛芳子最近的一张照片是她1948年在监狱里的照片（见《川证》122页），这时川岛芳子42岁，按《川证》的说法，川岛芳子逃过死刑当年底就到了新立城（不可能毁容，有张钰画像为证），从第二年（1949年）起，段续擎就年年夏天随段连祥到新立城与方姨同住，朝夕相处，一直到1958年，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见《川证》167页）。这时段续擎已经完全记事了，按照她自己的表述，对方姨的记忆是很深刻的，当年的音容笑貌都能描述出来（见《川证》199页），而如果她所熟悉的方姨真是川岛芳子的话，段续擎现在对照川岛芳子1948年的照片不就一眼就可以断定么，她为什么不断定呢？张钰后来也陪着方姥多年，对照川岛芳子的照片也是不会认错的。

段续擎母女是最有资格断定方姥是不是川岛芳子的，可她俩就是谁也不下这个断定（也没看到考证者要求她俩出证），却喋喋不休地描述方姥如何如何不一般，如何如何有才能，还画了几张像让别人去对比，别人就顺着往川岛芳子身上靠；拿出一堆又不敢明确说准就是方姥的老东西，让别人去猜，最后靠猜测把方姥定为川岛芳子。这种事不是太怪了吗？超出常识的怪。实际上我们看此事，如果是造假，一切就不怪了：现在这样状态是最好的，“方姥是川岛芳子”是段连祥说的（段续擎母女是转述），他已死了，是假的也找不到活人负责；结论是大家考证出来的，真和假谁也不负实质性的责任。这件事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变成了：如果是真的，最有“意思”；如果是假的，谁也不负责任。网上有一篇评论《一起挫败阴险的“川岛芳子”诈死复活论》（署名：一万只眼睛），写得真好，建议大家去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