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议会改革

英国议会改革

当拿破仑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时，国内的议会改革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议会改革是19世纪英国政治的一条主线，它发端于18世纪，延伸到20世纪。

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议会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控制议会也就成了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光荣革命以后100多年时间里，贵族控制国家政权，原因即在于它控制议会，而控制的手段就是当时流行的所谓“旧制度”。“旧制度”指的是光荣革命以后形成的一整套议会选举与工作制度，这是英国贵族寡头制度的基石。

英国议会分上、下两院，上院是贵族院，由全体贵族组成，贵族由世袭产生，不存在选举问题。真正由选举产生的是下院，因此下院是争夺的焦点。但光荣革命后实行的一整套选举制度保证贵族可以稳操下院胜数，从而保证了大土地财产在国家政权中的优势地位。

首先，议席分配沿用中世纪定式。当时选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村选区，另一类是城镇选区，称“选邑”。英格兰各郡每郡产生两名议员，202个选邑多数也可以选出两名议员。但202个选邑中有125个是在爱德华一世时期确定的，其他则由历代国王相继确认。当初国王们确定选邑时，这些地方也许很繁荣；但几百年过去后，许多地方已衰败不堪了，于是就形成一大批“衰败选邑”。衰败选邑的不合理之处十分明显，它们不仅在经济上毫无价值，而且居民稀少，个别的几个甚至已经从地图上完全消失了，比如老萨勒姆已成为农田，每逢选举，“选民“们就走到田里去选举议员。还有几个选邑已沉入海底，选民们要坐船到海上去进行“选举”。在202个选邑中，可以称得上是“市镇”的已经不多，据统计，在19世纪初，人口在100一200之间的选邑有四五十个，人口在50--100之间的选邑有14个，人口在20一50之间的选邑有20个，人口在10-19之间的透邑有4个，有1个选邑只有5名居民，有两个选邑根本没有人住，这样，衰败选邑”大约有近100个。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并不等于选民，人口少，选民当然更少，比如加顿镇人口有5名，选民也许只有两个；西卢镇有55个居民，选民只有12个。另一方面，老萨勒姆没有人住，选民却有7个。所有这些选邑部可以选出两名议员，平均一两个选民就可以选出一名议员。相比之下，像伦敦、米德尔塞克斯这些巨大的选区会有成千上万的选民，它们也选出两名议员。在当时的制度下，只有这些大选区才在某种意义上谈得上“民主”，衰败选邑选出的议员完全称不上是“人民代表”。

选区这种不合理的分布状况，只能造成一个后果，即选民人数尽可能少，因而选举就容易受到控制。选举制度中另外一个因素也产生同样的效果，这个因素是选举权资格。

在“旧制度”下，农村选举权资格是年收入40先令的自由持有农，那是在1429年由亨利六世制定的。当时，40先令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可是到18世纪已经不值什么钱了。但“自由持有农”的规定却排除了农村的大量人口，正如12章所述，在持续一二百年的圈地运动中，自由持有农大量减少。因此在19世纪初，符合这一规定的只有18万人左右，1831年占农村人口的4%。但这个数字与城镇相比已经算高了，1831年，城镇选民只占居民总数的1%多一点。这一方面是由于“城镇选区”主要由衰败选邑组成，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大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反而归在农村选区内；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城镇选举权极其狭小，多数选邑实行的是一种身份选举权制，财产多寡往往不重要，起关键作用的是一个人的身份。在有些市镇，只有能独立谋生、自起炉灶的人才能获得选举权，在另一些市镇，选举权只给予纳税人，还有一些市镇只有市镇团成员才是选民，另一些市镇则把选举权附属于某些房地产，谁得到这些房地产谁就有选举权。所有这些选举权都使选举的资格极为狭小，只有一种所谓的“自由民选举权”有可能造成比较庞大的选民团，比如伦敦、利物浦和诺丁汉就是这样。这种选邑与“纳税人”、“自立户”选举权中选民特别多的市镇共同构成一种“开放选邑”，只有在开放选邑中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竞选，各党派都可以参与竞争。其他选邑都是“封闭”的，由于选举权狭小，哪怕一个很大的城市，也可能只有十几，二十个选民。

如此，在“旧制度”下，英国选民比例极低，1715年选民尚占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只剩下2.5%了。这个趋势继续下去，选民比例将不断下降。人们应该明白，控制了一半议员就等于控制了政权，1793年一个由辉格党组成的支持改革的团体“人民之友会”曾发表过一份报告，说英格兰总共400多个议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来的。由此可知，只要控制这11075个选民，就能控制英国议会，而这对于贵族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

选民人数很少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它能使贵族寡头操纵选举，操纵的方法就是贿选。比如说，在一个只有5个选民的小选邑，只要收买3张选票就能买到一个议席；然而在一个有5000选民的大选区，则要收买2501张票才能买到一个议席！选民少对贵族寡头十分有利，他们不花多少钱，就能有效地控制选举。这种情况由于当时选民中有大量穷苦人存在而变得更加突出了，穷苦人很愿意出售选票，把它当作商品抛售给出价最高的人。这样，在18世纪，贿选风气盛行，几乎每一个议员都是靠花钱买进来的。议员花钱进入议会，又必然指望政府再花钱收买他们。于是，腐败之风盛行于政界，政府靠封官晋爵、行贿放账收买议员，进而控制议会多数。光荣革命以后的政治机器就是这样运转的，这就是“腐败的旧制度”。

因此，“旧制度”有三大弊病：1.议席分配不合理，2.选举权狭小，3.选举手段腐败。但这样一种不合理的议会制度却很适合光荣革命后英国农业社会的状况，在这个社会中，土地是最主要的财富源泉，同时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贵族通过收买选票可以控制选举，政府通过收买议员可以控制议会，政权可以确保掌握在贵族手中，而这恰恰与土地财富的优势十分吻合。

但工业革命发生后情况就变化了，土地的重要性逐渐减小，工业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1688年，英国经济各部门的收入分布仍表明农业是经济的主要部门，当年，农林渔牧业收入1930万英镑，工矿建筑业收入990万英镑，商业运输业收入560万英镑，地产房租收入则是250万英镑。1801年，收入的分布已变成：农林渔牧业7550万英铐，工矿建筑业5430万英镑，商业运输业4050万英镑，地产房租为1220万英铐，由此可见工商运输加起来已超过了农业部门。1831年，这些数字再变化为：农林渔牧7950万英镑，工矿建筑11710万英锈，商业运输5900万英镑，地产房租2200万英镑。这个时候，工矿一个部门的收入就已经大大超过了农业部门，英国已基本上成为工业国。经济的变化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土地利益的优势已经过去了。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孕育出两个新的阶级，一个是工厂主阶级，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前者以其日益增多的财富昭著于世，后者以其日益增多的人数引人注目。但这两个阶级在“旧制度”下都没有选举权，无法在现存政治体制内提出自己的要求。旧的政治体制与新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冲突，旧制度必须变革，否则它就会被新的社会所淘汰——这就是议会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但如何变革?是采取暴力的形式还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这就取决于社会成熟的程度了。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已学会用妥协的方法解决社会冲突，不必用暴力来改变国家的体制。但在变革议会制度的过程中，是否仍可用和平的手段？这是英国所面临的急迫问题。经过长期的较量，最终，英国还是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了问题，完成了权力的重新分配。对英国而言，过程与结果同等重要，它保证英国能平稳地过渡，未出现像法国那样的社会大动荡。

改革运动起源于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化，因此，理解这些变化，就成了理解改革的关键。

工业革命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的分配却十分不公，造成严峻的社会紧张状态。

工业革命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由于工业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是“自由放任”，国家对经济问题放任不管，这就把劳动者放在一个不利的地位上，经受资本的任意剥削。英国工业化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此，它是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前提的。

工业革命消灭了手工工人，用机器取代了他们的劳动，手工操作被迫与机器进行“自由”竞争，结果，手工工人被淘汰了，而在淘汰的过程中，其命运极其悲惨。以手织工为例：工业革命刚开始时，由于纺纱工序实行技术改造，织布跟不上纺纱的需要，因此，手织业有过巨大的发展，手织工的收入之高，可以与绅士相比。可是动力织机出现以后，手工织布就被淘汰了，手织工的生活水平一落干丈，其经济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820年左右，棉纺织业曾经有20多万手织工，到1850年，他们只剩下大约6000人。由于和机器竞争，手织工的收入非常微薄，在30年代，大多数手织工每星期只挣到一两个先令，连裹腹水平都达不到。许多破产的手织工找不到工作，只能靠未成年的子女来养活他们，这些子女在纺织厂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其心理与生理发展都受到障碍。手织工的遭遇非常典型，在工业革命中，随着一个个工业部门被机械化、工厂化，原先的手工工人一批一批被消灭。濒临灭亡的手工工人想起了伊丽莎白时期制定的国家干预政策，于是就非常希望恢复国家立法，用立法手段调节工资与物价，保障自己的生存。但这样做就必须在议会有自己的代表，这是他们大量投入议会改革运动的主要原因。

工厂工人的情况不同，在工业革合中，他们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其生存方式与手工工人有很大差别。在早期工厂中，工人们深受剥削，他们一天工作十几小时，工资却很低，往往只够维持生存，工人们必须服从严格的纪律，稍有违犯，便受处罚。工厂中劳动条件差，工伤事故须繁，而一旦出事，工人就被赶回家，厂主不负任何责任。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使工人健康状况十分低下，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工业大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远远低于全社会的平均水平。面对厂主的压榨工人们逐渐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对抗工厂主，迫使厂主做一些让步。这样，就产生了工会运动。工会运动是针对工厂主的，其目的是改善工人直接的生活与工作状况，这就导致工会运动一般不愿卷入政治活动，生怕政治活动会影响内部的团结。因此，工会作为整体很少参加到改革运动中来，会员自己有可能支持改革，但工会往往却不愿表态。总体而言，工厂工人更关注他们与工厂主的直接冲突，而不像手工工人那样，强烈地希望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这样，在工人阶级内部，我们看到有两支力量，一支是工业革命前就存在的，另一支是由工业革命造成的，由于其各自的经济、社会特点，它们对议会改革的态度有所区别。

在中等阶级这一边，人们也同样看到它一分为二，其一是工业革命前就存在的旧式中等阶级，主要由医生、律师、教师、牧师、中小地主、中小商人、其他自由职业者、专业人员所组成。他们在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社会中处于中间梯级，对大土地所有者垄断政权十分不满。他们崇尚英国“自由”，讨厌腐败的政治制度，希望建立起一个“自由”的议会，能自由地表达人民的愿望。因此，他们希望议会改革，清除腐败政治。正是这些人最早发出了改革议会的呼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改革运动。

中等阶级的另一支是工业革命造成的工厂主阶层，这些人大多属于暴发户，出身卑贱，但精明强干，靠机遇与能力发财致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工业革命中，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发财，很少过问其他事。他们全身心地拥护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全身心地崇拜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只要政府让他们发财，他们就会支持政府；只有当他们突然发现富裕有余而政治上毫无权利时，他们才会投身于改革运动，但这时已经是19世纪20年代了，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游离于运动之外，有时还帮助政府镇压运动。

贵族也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辉格党集团，一个是托利党集团。辉格党代表最大的土地贵族及商业与殖民利益，托利党代表地方乡绅，是乡土利益的代言人。由于乔治三世排斥辉格党，辉格党成了反对派，于是也就反对“腐败的旧制度”，成了改革运动的同情者。但他们支持改革，是希望通过改革而避免革命，他们希望在财产的基础上与中等阶级结成同盟，防范下层人民的革命倾向。后来，正是在他们手上完成了第一次议会改革，而改革的结果恰恰是把中等阶级吸收到政权中来。但辉格党集团的存在对英国走上改革的道路却是关键，他们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搭了一座桥，使改革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反对改革的是托利党集团，前面已经说过，在他们统治下，英国政治进入一个极端保守的时期。托利党反对在政治制度中作任何变动，生怕微小的变革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制度彻底前溃。但反改革的立场却使他们越来越孤立，终于成为孤家寡人，而阻止不住改革的潮流。

总之，在19世纪初，英国社会存在着三大阶级，六支社会力量。到20年代中期，六支力量中的五支都主张改革了，这时候，改革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改革运动从1760年代开始，威尔克斯事件（见上章）引发了改革全过程。威尔克斯事件发生后，伦敦中等阶级认为议会已被少数人控制，因此必须进行改革。1771年，伦敦中等阶级以“威尔克斯后援会”为基础，成立了“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这是第一个以改革为目标的改治组织。80年代初，再以此为核心成立了“宪法知识会”，这样就出现了18世纪末最重要的中等阶级改革团体。

宪法知识会最主要的活动是宣传议会改革，在它存在期间，它曾出版大量书刊、小册子，鼓吹改革的必要性。宣传工作为改革运动提供了舆论准备，而约翰·卡特莱特的政论文《抉择》产生的影响最大。《抉择》不仅指出议会必须改革，而且首次提出人人有资格参加选举。当时，在中等阶级改革派中，愿意接受普选原则的人并不多，约翰·卡特莱特则是其中的一个。

80年代，一批中小地主发起一场运动，史称“联合会运动”。运动的背景是北美战争，由于英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频频战败，而国内战费负担又不断加重，这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中小乡绅则溢于言表。许多地方乡绅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少数人服务，这些人控制了议会，就用人民的钱去打仗，并转嫁战争负担。他们因此要求改革议会，让议会重新代表人民。1779年，约克郡中小乡绅召开全郡大会，成立“约克郡自由持有农联合会”，负责筹集签名请愿，要求议会改革。这一举动得到其他地方乡绅的支持，到次年春天，已经有26个郡、11个市卷入运动了。1780年3月各郡代表在伦敦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一个约克郡的大地主克里斯托弗·怀威尔主持。大会提出进行“经济改革”，加强对政府的财政监督，削减国王的权力。这些要求正符合辉格党的愿望，他们因此支持联合会运动，并借助运动的声势实行了“经济改革”。联合会运动是由社会的保守力量发动的，但它的有限纲领却取得成功，这引起后来改革派的深切思考。人们认为：群众运动的压力和上层政治斗争相结合，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以后，改革就遵循这条路线发展，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群众运动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革命在英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即激发了下层人民的政治热情。自光荣革命以来，政治都是大人物的事，黎民百姓没有资格参加。法国革命却传递了新的信息，鼓舞普通百姓去过问国家大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理查德·普赖斯的一次布道演说触发了一场大辩论，为普通百姓走上政治舞台准备了思想基础。

埃德蒙.伯克

普赖斯是一个新教牧师，宪法知识会的重要成员。1789年光荣革命纪念日时，他应邀去参加“光荣革命纪念协会”的庆祝活动，在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提到：光荣革命最重要的遗产是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并可以随时撤换它。这个观点引起爱德蒙·伯克的激烈反驳，他发表《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在书中提出：光荣革命的原则不是变革，而是维护传统，传统保障了社会的存在，因此是社会的基石。法国大革命正因为破坏了传统，才把法国引向崩溃；英国不可步法国的后尘，它必须维护传统，保障国家的安全。

托马斯.潘恩

《法国革命感想录》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即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变革？这引起另一位知名人士投入论战，他就是美国革命的元勋、《常识》的作者托马斯·潘恩。潘恩和伯克本是朋友，两人在爱尔兰问题、美国革命问题上立场相似。但现在，两人在法国革命问题上分道扬镳，一人为保守主义摇旗，另一人为激进主义呐喊。1791-1792年间，潘恩分两期发表长篇政论文《人权》，其中对伯克的观点进行反击。潘恩说，每一代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政治制度，其先辈无权代其决定。选择政治制度是英国人生而就有的天赋人权，英国人为保卫这个权利应该战斗到底。潘恩进而推论说，每一个人都有权行使政治权利，但在现行制度下，劳动者却被剥夺这个权利，结果就造成劳动者普遍的贫穷。因此，只有恢复人民的权利，他们才能从贫穷中解脱出来。这样一来，潘恩就把改革政治制度与解决劳动人民的贫穷问题联系起来了，论战也从单纯的“激进——保守”之争转变成谁有权改变国家的制度。劳动人民从潘恩的论点中找到一根逻辑的链条，即他们应参与政治活动，争取自己的权利，通过改革建立人民的政权，进而改变贫穷的命运。如此一来，潘恩的思想在下层人民中广泛传播，成为日后几十年中工人激进主义的理论基础。

《人权》出版后在劳动人民中引起巨大反响，到1793年，其销售量已达到20万册，无数人奔走相告，争相传闻，劳动者将其视为自己的理论。不久后，下层人民的改革运动开始了，它延续几十年，是改革斗争中基本的群众力量。

最早出现的工人政治组织是“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但更重要的是“伦敦通讯会”。伦敦通讯会成员最多时达到5万人，创始人是托马斯.哈迪，一个普通的鞋匠。伦敦通讯会成立时，9个工匠在一家小酒店里讨论有关工人的切身问题，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普通劳动者有没有权利参与政治活动。后来，这9个人中的8个成了伦敦通讯会的创始成员，哈迪当选为书记。伦敦通讯会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组织机构，它设立分会，每个分会选出代表，由他们组成总委员会。重大决策在总委员会上投票决定，然后再返回各分会，让全体会员表决。伦敦通讯会的会员基本上是工匠、帮工、小店主、小手艺人等等，与法国革命中的“无套裤汉”成分相同。伦敦通讯会的政治纲领是：改革议会制度，实行普选权，通过议会选举改变议会的性质，制定对劳动人民有利的政策。这以后，普选权成了工人阶级政治纲领的真正试金石，正是在这一点上，工人激进主义与中等阶级激进主义划开了一条线。从1792年伦敦通讯会成立，到1799年它被取缔，近7年时间中它开展了大量活动，主要活动方式是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改革宣传，征集签名，向议会递交请愿书，印发宣传改革的传单、小册子，以及各分会每周一次的学习活动等。

类似伦敦通讯会这样的组织当时在全国出现了许多，几乎每一个重要城镇都有。伦敦通讯会与各地的组织保持联系，经常交流经验，通报各自的活动情况。伦敦通讯会还与宪法知识会建立了正常的工作关系，常在一起商讨开展联合行动的问题。所有这些活动都使政府感到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下层人民参与政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反叛行为。1793年11月，政府在苏格兰逮捕伦敦通讯会主席马格罗特和另一名重要成员本拉尔德，将他们判处14年流放。次年5月，政府又速捕伦敦通讯会和宪法知识会的主要领导人，对其中12人以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托马斯·哈迪。审判虽然以无罪开释结束，但对改革运动的打击却很大。这以后，宪法知识会彻底瓦解了，伦敦通讯会继续存在了4年，最后在1798年被镇压。1799年政府颁布《结社法》，正式宣布伦敦通讯会为非法。《结社法》还禁止成立一切结社组织，包括工人群众的工会、互助会等等。《结社法》的颁布标志着英国进入光荣革命以来最阴暗的一个时期，一切自由权利都被取消，光荣革命的成果受到重大威胁。第一次群众性改革运动的高潮也就此结束了，英国在阴沉的保守气氛中跨进新的世纪。

此后15年中，一切群众运动都隐入地下，现存的许多资料表明，工人的政治活动仍然存在，但由于其秘密活动的性质，现在人们知道的很少。1802年，政府以图谋造反罪审判德斯帕德上校及其同志，说他们在伦敦的工人中组织“革命军”。德斯帕德被处死，其他人被判刑。德斯帕德密谋中有许多人曾经是伦敦通讯会的成员，其他一些人则在后来的工人政治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多数非法活动都隐没在历史的沉积中了，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

1811-1812年，北方几个郡爆发卢德运动。运动的起因是工人反对机器，或反对不符合行业规范的生产流程。运动起于诺丁汉郡，那里的袜商不顾行业规矩生产一种劣质长筒袜，压低了袜子价格，严重冲击了织袜工人的正常收入。织袜工于是秘密组织起来，以“卢德将军”的名义捣毁不法商人的袜机，由此而开始“卢德运动”。运动扩展到兰开郡，那里工人反对的是动力织机；再蔓延到约克郡，在那里反对一种新出现的剪绒机。在这两个都，工人反对的都是新出现的机器，但反对机器的是被机器所取代的手工工人，而不是操作机器的工厂工人。卢德运动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手工工人与工厂主对立（不是工厂工人与工厂主对立），其中的原因是：工厂机器夺走了手工工人的饭碗，把他们推入到无以为生的绝境中。

卢德运动活动诡秘，往往在深夜几十、数百个卢德派突然聚集，把不法厂主的机器捣毁。卢德派每人有代号，活动时都以代号相称，不暴露真实姓名。卢德运动有极严厉的组织纪律，透露内部机密的人会受到严重处罚，常常以死威胁。卢德运动表现出一种阶级战争的特性，在兰开都米德尔顿的一次冲突中，厂方开枪打死5人，十几人受伤；第二天，数百名卢德派围攻厂主住宅，将其烧毁。在约克郡，工厂主霍斯福尔在光天化日下被人枪杀，当局花了半年时间才将凶手抓获。卢德运动高潮时暴力冲突屡见不鲜，政府派出好几个团的骑兵驻守在出事地区，每夜都四处救援，疲于奔命，仍遏制不住运动的势头。后来政府加强了镇压，大量使用奸细，在兰开郡制造“卢德38人案”，在约克郡一次处死17个卢德派，议会并制定法律重判砸机罪，运动才最后被遏止。

卢德运动最神秘的方面是它与政治改革运动的关系，从现存的蛛丝马迹看，运动背后有政治色彩。一些运动领导人可能是过去的激进派，他们一直在向工人群众宣传议会改革。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对多数卢德派来说，运动是他们进行经济斗争的一种手段；但激进派努力向运动渗透，力图给它加上政治色彩。无论如何，这是一场阶级战争，历史学家哈孟德夫妇在写《技术工人》时，第一句话就说：“这个时期的英国史读起来像是一部内战史。”

中等阶级在这十几年中活动很少，但1807年他们赢得一次重大胜利，在当年的威斯敏斯特大选中一举夺得两个议席。胜利归功于两个因素：一是当地选民众多，很难被控制；二是改革派组成一个坚强的选举委员会，在一无后台、二无财力的情况下，靠出色的组织能力及启发下层民众的政治觉悟赢得了这次胜利。这以后，威斯敏斯特就成为激进主义的坚强堡垒，每次选举都选出两名改革派议员。威斯敏斯特委员会也成为改革派培养干部的根据地，像弗朗西斯·普雷斯、亨利·亨特、威廉·科贝特和卡特莱特少校等著名的激进领袖，都曾是委员会成员。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群众性的议会改革运动重新兴起，中等阶级改革派起了触发作用，主力军却仍旧是工人群众。科贝特在宣传方面功劳不小，他创办的《政治纪事》报是改革派的喉舌。1816年，他出版两便士一份的《每周政治纪事》报，在改版后的第一期上就登出“告英国工人大众书”，号召工人群众参加改革运动，为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而努力。这是中等阶级向工人群众发出的直接呼吁，表明他们认识到：只有工人阶级参与斗争，改革才有可能成功。其实，在威斯敏斯特大选时他们已意识列这一点了，当时普雷斯主持竞选工作，正是靠工匠、帮工、小手艺人的支持，才取得选举胜利。

约翰·卡特莱特少校在组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以70岁的高龄三次出行北中部，29天中行程900英里，在35个地方发表演说，宣传议会改革。所到之处，他帮助工人改革派建立起汉普登俱乐部，“汉普登俱乐”运动于是渗透在英格兰北、中部地区，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议会改革运动蓬蓬勃勃开展起来，这是新的一次群众运动高潮。

运动仍以请愿为主，在运动高潮中，各地向议会提交了527份请愿书，签名者据说有60-100万。运动声势之大、散布范围之广使政府猝不及防，其实，战争期间的高压政策一旦解除，改革运动当然就会随之而起。但托利党政府仍然坚持镇压手段，它借一个名叫“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协会”的暴力派团体在伦敦组织的一次暴动为理由，于1817年3月颁布“反煽动性集会法”，对北方改革派大加遗捕。汉普登俱乐部很快都瓦解了，运动陷入低潮。这时，一批主张暴力革命的人走上前台，他们在许多地方秘密活动，试图组织一次跨地区的武装暴动。但真正行动起来的只有诺丁汉郡的彭特里奇村，6月9日夜，这里一位失业的织袜工布兰德雷斯领导300名武装人员向诺丁汉市进军，清晨遭遇一小队骑兵，结果未发一枪就逃散了。布兰德雷斯等三人后来被处死，其他领导人被流放或监禁。“特里奇工人起义”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武装起义，虽说其组织得很差，像一场闹剧，却说明英国工人激进运动中存在着一个主张革命的暴力翼。后来暴力翼一再登台表演，为英国的政治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818年开始，和平的改革运动再次高涨，其中心仍旧在北、中部工业区。这时候，工业革命已进入高潮，大批手工工人被机器排挤，他们非常希望国家能保护自己的生存，于是大批投身于议会改革运动。1819年夏天，工业区许多市镇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选举“立法代理人”，与会者要求议会承认“立法代理人”是人民的代表，接纳他们出席议会。8月16日，曼彻斯特附近几十个工业村镇的6至8万名工人在圣彼得广场集会，准备选举他们自己的“立法代理人”。会议正在进行时，军队及由当地工厂主子弟组成的义勇队向与会者发起冲击，用马刀向人群砍杀。这就造成了震惊全英国的“彼得卢事件”，在参与镇压的军队中，有当年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一个团队，“彼得卢”的叫法就由此而来。彼得卢事件中有11人丧生，400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托利党政府向曼彻斯特市政当局发来贺辞，并很快就制定了“六项法律”，全面停止了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到这时，托利党的反动统治已达到极点，英国出现光荣革命以后最专横的残暴统治。改革的一切活动都被禁止了，大批改革派人士被捕入狱。和平变革的希望似乎已经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协会“再次登上舞台，他们策划在一次内阁会议时冲进会场，杀死全体内阁成员，为彼得卢事件复仇。但政府在他们的内部安下了奸细，“内阁开会”的消息応身就是一个圈套。1820年2月23日晚，“博爱主义者”正准备行动时，政府军冲进行动现场，西斯尔伍德等5名领袖后来被处死，其他一些人被判刑。这件事后来被叫作“卡图街密谋”，由此而结束了战后激烈的政治冲突。

彼得鲁事件

从以上叙述可以知道：改革运动发展到这时已历经50多年了，其间出现过几次高潮。但改革的力量始终不够强大，无法迫使统治者做出让步。法国革命时人民运动步入高峰，但反改革的力量也高度集结，战争给改革带来不利影响，反对法国也就给反对变革提供了借口。《结社法》须布后，坚持改革行动的只有工人群众了，几次高潮都是由工人发动的，但他们的力量太孤单，无法造成重大压力。和平变革必须以力量为后盾，需要有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改革。工人阶级单一的力量做不到这一点，这是直到1820年，改革斗争无所成果的主要原因。但1820年以后事态开始变化，改革斗争才一步步走向胜利。

彼得卢事件发生后，人民的斗争趋向消沉，统治集团内部却出现分化，托利党内部形成一个自由派集团，其领袖是乔治·坎宁、威廉·哈斯基森和罗伯特·皮尔。这个集团接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影响，认识到时代的变化已不可阻挡，因而主张对托利党政策进行调整。在政治上，他们主张放松控制，解除高压手段；在经济上，他们要求降低关税，鼓励海外贸易；在外交上，他们希望摆脱维也纳会议所形成的神圣同盟体系，追求英国自身的利益。总之，他们受自由资本主义理论的影响，对亚当·斯密和边沁的学说甚为敬佩。1822年利物浦勋爵改组政府，让坎宁主掌外交并兼任下院领袖，哈斯基森掌管贸易，皮尔负责内务部，自由派于是控制了政府内最主要的几个部门。此后，坎宁修正外交政策，支持南美和希腊的独立运动；哈斯基森修改《航海法》，使英国向自由贸易方向发展；皮尔大刀阔斧地进行刑法改革，一下就废除了100多项死罪，并改善监狱的生活条件，建立世界上第一支属文职性质的警察部队——伦敦都市警察。这些自由主义的改革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却受到党内保守势力的顽强反抗，保守派在威灵顿公群周围集结起来，托利党内部的分歧随即公开化。1827年利物浦因身体不好辞职，坎宁出而组阁，保守派拒不参加政府，使冲突更加尖锐。不巧的是，几个月后坎宁却去世了，于是由威灵顿担任首相，保守的政策立刻得以恢复。1828年，哈斯基森率自由派退出托利党玫府，这以后，这个派别就逐渐向辉格党靠拢，在议会中采取反政府的立场。托利党至此正式分裂，大大削弱了反改革的力量。

不久后，托利党在更大的问题上发生分裂，这个问题就是天主教解放。

1801年爱尔兰合并以后，大部分爱尔兰人非常不满，尤其是组成人口多数的天主教徒，由于得不到平等的公民权，其对立的情绪相当激烈。1823年，一位爱尔兰律师丹尼尔·奥康内尔组建民族主义组织“天主教同盟”，要求解除对天主教徒的歧视政策。天主教同盟受到爱尔兰农民的广泛支持，在许多地方，真正有权威的是天主教同盟，而不是英国政府。坎宁派退出政府后，威灵顿提名爱尔兰出生的菲茨杰拉德接任商务大臣，按规定，他必须回到他自己的选区，重新参加选举，再次当选议员，而这个选区就是爱尔兰的克莱尔郡。然而就在竞选举行之前不久，威灵顿发表了一个威胁性讲话，他声称要取缔天主教同盟，同时又说：如果天主教同盟自行解散，他可以考虑解放天主教徒的问题。这次讲话把天主教同盟放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上：假如不解散同盟，天主教受歧视的状态似乎就要由同盟来负责；但假如解散，那就明显钻进了威灵顿的圈套，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立刻就会消失。在这种困境中，天主教同盟采取了一个背水一战的战略：它让自己的领袖奥康内尔亲自出马在克莱尔郡竞选，结果战胜菲茨杰拉德，当选为议员。

但奥康内尔却不可以当议员，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天主教徒不可以出任公职。这样，爱尔兰的局势便急剧恶化，一点星火就可以引燃整堆干柴。天主教同盟在胜利的鼓舞下准备再接再厉，在其他选区也采用同样的策略。在新教方面（主要是英裔地主），因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便开始准备武装，使爱尔兰面临着内战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威灵顿决定采取果断措施阻止内战爆发，于是在1829年通过《天主教解放法》，取消了对天主教徒的一切政治歧视，让他们获得平等的公民权，但同时又解散了天主教同盟。这样，内战是遇制住了，天主教同盟的威胁不再存在。但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排斥天主教是英国几百年来的基本国策，改变这一政策，是对英国宪政的重大修改。既然连基本国策都可以改，英国政治制度中还有什么不可以改呢？这就是当时许多英国人的看法。议会改革运动受到这一事件的鼓舞，在消沉10年之后重新活跃起来了。

托利党受到巨大的震撼，他们想像不出像威灵顿这样一个坚定的保守派，何以能主动修改基本国策！党内于是出现一个极端顽固的派别，他们说成灵顿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他充分利用了议会的腐败，对议员进行收买。这说明，英国的议会制度确实是腐败透顶了，应该进行改革！于是在6月2日，极端顽固派以托利党的名义提出一项改革动议，把70年来历次改革的要求集于一纸，托利党内最顽固的势力现在居然也提出要“改革”，这说明改革似乎已不可不为之！但这一举动把威灵顿放到了腹背受敌的位置上，他前有辉格党，后有托利党反对派。1830年11月15日，托利党顽固派联合坎宁派和辉格党共同投票反对政府，次日，威灵顿政府宣布倒台，一场改革的大风暴由此就拉开了帷幕。

此时，改革的力量已聚集起来了。早在1月份，伯明翰的工业家成立一个“政治同盟”，由托马斯·阿特伍德担任主席。这是工业资产阶级组成的第一个要求改革的政治团体，表明工业资本家现在已不站在政府一边（如彼得卢时期那样），而是投入到改革阵营中来。3月份，伦敦成立“首都政治同盟”，原先老的中等阶级激进派几乎全都参加进去，中等阶级的两个分支现在都组织起来了。4月，隐居了10年之久的格雷伯爵回到伦敦，使辉格党得到了当然的领袖。辉格党迅速与坎宁派结盟，共同支持改革的事业。首都的手工工匠起初参加“首都政治同盟”，后来又单独组成自己的组织“工人阶级全国同盟”。这个组织在人员构成、纲领、活动方式方面都直接继承90年代的伦敦通讯会，是工人激进主义的直系传人：北方的工厂工人现在以工会的形式出现，工会对政治问题一般不感兴趣，但在关键时刻它仍然会站出来表态，支持把改革进行到底。总之，威灵顿下台时，力量的配置已经很明朗，各阶级各阶层多数人都支持改革，反改革的只是托利党一小撮。

1830年11月16日，格雷伯爵组成政府，他立即布置制定改革方案。1831年3月1日辉格党在下院公布方案，这个方案比大多数改革派事先估计的都要彻底，它提出取消一大批衰败选邑的选区资格，把议席重新分配始人口众多的城镇，主要是工业城镇。它还提出扩大选举权，实行财产资格制，在原有的选民之外，农村增加年收入10镑以上的公簿持有农和50镑以上的租地农；城镇则统一标准，实行10镑房产持有人选举权。这一方案基本上满足了中等阶级的要求，但把工人阶级排除在外，因此符合辉格党的指导思想，即联合中等阶级、保证国家的政权掌握在有产者手里。

辉格党方案公布后，在全国受到普遍欢迎。改革派都支持这一提案，但工人阶级全国同盟却公开反对它，认为那是一个阶级的立法。工盟主张工人阶级应坚持普选权，决不向中等阶级让步。在改革斗争中，实行财产选举权还是实行普选权，这一直是中等阶级激进派和工人激进派的分水岭；现在，辉格党方案出来了，它明显体现着中等阶级色彩。

但辉格党方案受到托利党的顽强抵制。在下院二读时，法案仅以一票多数险胜。辉格党决定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大选。大选中政府得到130多票多数，可以放开手来进行改革了。9月份法案在下院获得批准，但托利党利用它在上院的多数却否决了法案，辉格党于是和托利党开始谈判，准备向托利党做出让步。就在这个时候，人民却开始行动了，各地出现许多骚动，民众自发地攻击反改革的托利党，德比、诺丁汉、莱斯特、伍斯特、埃克塞特等地都出现严重的暴力活动，军队不得不前往镇压。骚乱最厉害的是布里斯托尔，在那里，暴乱持续了三天，军队被赶出城外，直至加强了兵力才重新控制局势，骚动造成了几百人死伤。与此同时，普雷斯在伦敦建立一个中等阶级的政治组织“全国政治同盟”，与在北方的伯明翰政治同盟遥相呼应，召开了许多群众性的大规模集会，仅10月3日在伯明翰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参加者就有10-15万。在辉格党看来，中下层人民的联合斗争似乎正在形成，这使他们感到十分不安。辉格党进行改革，本来就是要避免出现中下层的联合，把中等阶级拉到政府一边，共同保卫国家的。面对骚动，辉格党决心加快向中等阶级让步，而不顾托利党的反对，于是，它宣布终止与托利党的谈判，继续推进原先的改革。

1832年4月，辉格党法案第三次在下院通过，但托利党继续扬言要在上院否决法案。5月7日，格雷伯爵觐见国王，要求他在必要时册封足够多的改革派贵族，使他们在上院表决时能压倒托利党多数。但国王拒绝了这一要求；第二天，辉格党政府集体辞职，威灵顿奉命组织政府，改革斗争进入了白炽化阶段。

在这改革斗争最危急的关头，人民的斗争再次走上前台，拯救了改革的命运。5月7日，伯明翰政治同盟举行集会，企图阻止辉格党垮台。5月10日，同盟再次召开群众大会，十多万人参加会议。5月9日，全国政治同盟也召开群众大会。在9日至19日的10天中，全国各地共召开200多次群众大会，通交了300多份请愿书，成干上万的人报名参加各地改革同盟。工人阶级全国同盟这时表现出异常的积极姿态，它一方面表示辉格党的方案不符合工人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工人阶级可以把它看作是改革的第一步，为今后更全面的改革打下基础。工人同盟的机关经《贫民卫报》还发表文章，号召工人发动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中下层人民联合行动的可能性真的出现了。5月12日，各地协会代表赶到伦敦商讨对策，随后伯明翰代表与普雷斯单独会谈。很多年后，普雷斯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制定了一个武装起义的计划，由伯明翰发动起义，其他地方立即响应。5月7日，阿特伍德派他的助手韦德博士加入工人阶级全国同盟，以图协商行事。在曼彻斯特，工人和工厂主共同参加集会，而会场就在当年工厂主屠杀工人改革派的地方——圣彼得广场。全国的形势是非常紧张的，如果威灵顿组阁成功，很难估计会出现什么后果。5月14日，议会下院通过一项决议，称下院将永不接受由一个托利党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这意味着，如果威灵顿组阁，他将与下院处于永久的对抗之中。这使人想起17世纪革命，当时，正因为议会与政府对立，才引起革命与内战的！

但摊牌最终被制止了。威灵顿受命组阁的当晚，普雷斯提出“取黄金、阻公爵”的口号，一夜间这个口号贴满伦敦城，并传遍全国。到5月18日，已经有160万英镑的黄金从银行兑走，占英格兰银行黄金储备的将近一半。银行代表紧急通知国王：若再不结束危机，英国的黄金将在4天中告罄。

与此同时，罗伯特·皮尔又不肯参加威灵顿政府，而没有皮尔参加，威灵顿就无法组阁。于是，在5月15日，威灵顿交回组阁委任书。5月18日，国王立下书面保证，表示愿意册封任何数目的改革派贵族，强使上院通过改革法。当日晚，格雷伯爵恢复首相职。随后，上院开始审议改革法案，托利党多数不再抵抗了，他们退出会议，让法案顺利地获得通过。托利党在最关键的时刻终于以退让求保全，避免了一次可能的革命。

1832年6月7日，经过18个月的激烈斗争，改革法由国王签署，正式生效。第一次议会改革成功了。

改革法把英国的选民数从48.8万增加到80.8万，从人口总数的大约2%增加到3.3%。中等阶级的多数获得了选举权，成了“有权的”阶级，但他们还不“掌权”。

工人阶级被排斥在改革成果之外，完全没有得到好处。这使他们对改革十分不满，因此在改革后不久，就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改革法取消了一批衰败选邑，重新分配了143个议席，这些席位有许多分配给工业市镇，进一步加强了工业资产者的地位。

改革法修改了选举资格，使选举权从身份资格转向财产资格，显然，这比原来合理。但财产资格仍然是不合理的，它把身份歧视转变成财产歧视，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仍旧在受歧视之列。

从内容上看，第一次议会改革只是一次小小的变动，它并没有造成重大的体制改革，贵族仍然掌握政权，土地的利益仍然占优势。然而，有第一次改革就会有第二次改革，第一次改革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表明制度变革是可以进行的，而且不可阻挡，适时的变革最为明智；改革之路可以走得通，其必要的前提是：人民持久的斗争，统治者适时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