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火灾有哪些原因（翻译家郑克鲁谈巴黎圣母院火灾）

巴黎圣母院火灾有哪些原因（翻译家郑克鲁谈巴黎圣母院火灾）

巴黎圣母院遭燹灾之后，很多人记起它在纸面上留存的那个巨大投影。

1831年，法国文学家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发表了浪漫派小说名作《巴黎圣母院》。 故事中的时空则要再前推 “348年6个月又19天”，即法国君主路易十一统治下的公元1482年。雨果说，这部小说是关于15世纪巴黎的一幅图画；“激发全民族热爱民族建筑”，是他主要的写作目的之一。小说出版后，整修巴黎圣母院逐渐成为政府与民间的共识，至19世纪中后期，修缮工作得以完成。

2019年，4月3日，一名男子经过法国巴黎圣母院前的繁花。新华社照片

雨果对于这座哥特式古建筑的描绘，是详尽且充满诗意的。它的正面有28个安放列王塑像的神龛构成的带饰，细柱承托的三叶饰拱廊，两座黑沉沉的整幢塔楼；在美轮美奂的主体结构上，又毫不紊乱地结合着雕像、雕塑、镂刻的细节。夏日黎明时登上塔楼，可以一览晨曦中清新而迷人的景色；钟楼的阴影下，也许能看到一只大脑袋和一团不协调的肢体正在奋力攀爬，那是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加西莫多（Quasimodo）……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郑克鲁在巴黎担任访问学者期间来到圣母院，见到的是一座外表“灰扑扑”的庞大建筑，内里却很壮观。生于1939年的郑克鲁，曾跟随著名作家、翻译家李健吾攻读法国文学硕士，1978年开始发表巴尔扎克小说译作。至今，他的翻译作品已近2000万字，包括《悲惨世界》《茶花女》《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第二性》等名著，曾获“法国文化教育一级勋章”和“傅雷翻译出版奖”；与之同时，身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又是我国著名的文论家、文学史家，主编了影响深广的《外国文学史》教材。

1982年，郑克鲁与夫人在法国。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最初在1980年，由著名翻译家、“九叶派”女诗人陈敬荣译作中文。近几年，郑克鲁以高龄重译此书，准确、流畅的译文，为学界所推重。

巴黎圣母院的这场大火，令郑克鲁感到痛惜。如雨果所言，它是“一个民族留下的沉淀，历代形成的堆积，人类社会相继升华而产生的结晶”。

2019年4月17日，一名消防员在法国巴黎圣母院露台工作。 新华社照片

对话

南都：能否给读者引介一下这部小说对巴黎圣母院本身的刻画？

郑克鲁：应该说在法国作家当中，雨果刻画巴黎圣母院是最成功的。在他笔下，巴黎圣母院不光是一座非常雄伟壮观的建筑，它变成了一个“人物的形象”，好像有生命一样。其中的人物加西莫多，在里头可以自由地活动，（跟建筑）形成一个“石头的交响乐”。这样的描写在法国文学里还没有过。

南都：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序言里写到，塔楼一角的墙上刻有希腊文“命运”，后来却消失了，正是这个词触动他写这本书。您去巴黎圣母院参观的时候，有没有特意寻找过这一处刻字？

郑克鲁：哈哈，这个东西没看到。我觉得是雨果的一种想象了。雨果说《巴黎圣母院》是“一幅图画”，我们上世纪80年代初去的时候，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文物一样的存在，它很壮观，很美，如此而已。但应该说，它是代表法国的一个有象征性的文物，这样的文物不多的。它被焚毁了，的确是非常可惜。

根据资料，它是12到14世纪建成的，建了一百多年，有些东西是精雕细刻。以后修缮的话，可能会很美，甚至更美，但是它不是原来的了。

4月15日，在法国巴黎，巴黎圣母院燃起大火。 新华社照片

南都：您的《巴黎圣母院》译本是近些年才问世的，为什么会想到重译这部小说呢？

郑克鲁：因为它也是雨果的代表作之一嘛，基本上我肯定要尝试的。我翻译雨果的小说，比较早的是《悲惨世界》，过了十几年左右再把《巴黎圣母院》译出来。虽然前面已经有人翻译过了，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文字、不同的风格，还有不同的理解吧，那么我就按照我的理解来译。

当然，也很难说我的（译法）绝对正确。说实话，雨果对法国的建筑很有研究的，《巴黎圣母院》这个小说描绘得很细致，对建筑的翻译就不容易；另外个别的文字比较久远了，译出来也有难度。我们（作为读者）平时看的话，这些难点都可以绕过去，但是翻译的人就一定要面对这些难点。

南都：有没有您自己比较得意的译法？

郑克鲁：也有的。像《巴黎圣母院》这种长篇小说，我每几万字都非要用一个不是很常用的古字来翻译。这些古字可能还没有死掉，也是《现代汉语词典》上面有的，但是不常用。那么我把它重新翻出来，它也变成活的了。比如《巴黎圣母院》描写路易十一“病得快死了”的时候，我就想，“行将就木”这样的形容我在前面的译文中都用过了，再用的话就显得重复，那么我用一个不常用的——“病势尪羸”。读者即便不认识“尪羸”两个字，也能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而我更希望他们在遇到生僻词的时候不要略过去，最好去翻翻字典，吸收这个词汇。

【小说简介】

《巴黎圣母院》描绘的是一个发生在15世纪法国的凄美爱情故事。外表丑陋但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加西莫多，为救受到道貌岸然的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迫害的吉普赛女郎爱丝梅拉达，舍弃了自己生命。小说揭露了中世纪宗教的虚伪，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充分体现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上打破了以往古典主义的桎梏，是浪漫派小说的一座里程碑。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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