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著名的校长（究竟谁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北京大学著名的校长（究竟谁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文｜陈卿美

作为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大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又是一所稀里糊涂的大学。北京大学的糊涂，首先就体现在首任校长身上。因为北京大学已经建校120周年，究竟谁是第一任校长还是个有争议的话题。

一种说法是严复。搜索北京大学，首先看百度百科的介绍，“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为首任校长。”据1998年版的《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B九九七)》记载，1912年5月3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为大学校校长。临时大总统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此令。’”

也就是说，1912年，北京大学才有第一任校长。但北京大学今年却隆重庆祝建校120周年。这就矛盾了，明明在1898年就已经建校，为何1912年以前的校长却忽略不提呢？

另一种说法是孙家鼐。1898年7月3日，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被清政府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管理学务大臣。还有说法是，同时任总教习。孙家鼐的家乡在安徽，家乡人民一直以孙家鼐任北大第一任校长为荣，认为是孙家鼐创建了北京大学，在各种宣传中都将孙视为北大首任校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在《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说：“……他一手筹办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根据中国史学会编纂的《戊戌变法》记载，在光绪帝向孙家鼐下达任命后，8月24日，礼部通知孙领取官印，“ 钦命管理大学堂事务之关防”。随后，户部又通知孙领取财政拨款。既有权，又有钱，孙家鼐貌似成了名副其实的校长。

为何偏偏是孙家鼐呢？因为孙家鼐是官书局的管理大臣。1896年，京师大学堂的首倡者李端棻曾上奏，“请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孙家鼐也曾上奏附议李端棻，大力支持建设京师大学堂。由此，孙家鼐担当大任则是顺理成章的。

孙家鼐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提出了具体指导思想，即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不同于“一才一艺”的同文馆，也不能完全照搬外国大学堂那一套。孙家鼐还曾提出八条具体建议，一、进士举人出身之京官, 拟立仕学院；二、出路宜筹；三、中西学分门宜变通；四、学成出身名器宜慎；五、译书宜慎；六、西学拟设总教习；七、专门西教习, 薪水宜从优；八、膏火宜酌量变通。

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坚持下得以保留，但顽固派对孙家鼐一直攻击不断，慈禧也多次点名批评孙，让孙压力山大。光绪帝被废后，1899 年 7 月，孙家鼐提出辞职并得到批准。从1898 年 7 月 3 日任命，到1899 年 7 月17日辞职，总共379天。

还有一种说法是丁韪良。丁韪良是美国传教士，23岁来华传教，在中国待了58年。说丁韪良是北大第一任校长的根据是，丁曾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是北大的实际管理者。

丁韪良

根据《光绪与京师大学堂》记载，孙家鼐在向光绪提出办学建议时，曾提名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月薪从优, 予以五百金。订明权限, 其非所应办之事, 概不与闻。”这里说的是“西学总教习”，并不是总教习。事实上，还有中学总教习，孙家鼐曾希望康有为担任此职，后来担任辞职的是许景澄。当时的丁韪良是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

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丁韪良带领所有西学教习向孔子的灵位脱帽和行鞠躬礼。这里有个疑点，就是丁韪良带领的只是西学老师，而不是所有老师，因为还有中学教习。

丁韪良走马上任后，《纽约时报》曾刊发报道：《中国帝国大学——美国人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校长》：“华盛顿9月22日电——国务院收到康格大使从北京发回的消息，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最近由朝廷创建的中国的帝国大学的校长。……据大使称，丁被认为是无可匹敌的。”

1912年，曾负责京师大学堂编书局分纂的罗惇曧在《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一文中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实权皆在丁韪良，科学课程管学不能过问。”

坚持丁韪良是北大第一任校长的观点认为，孙家鼐的功劳不容否认，但孙更像国子监的监事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部长，而丁韪良才是名副其实的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

丁韪良任职京师大学堂期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1900年夏，京城大乱，京师大学堂同样受到了冲击。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新恢复，这个曾参与京城抢劫的洋人也被恢复原职。

坚持孙家鼐是北大第一任校长的观点认为，京师大学堂当时的编制是，管学大臣，然后才是总教习。总教习只相当于分管业务的副校长。况且，丁韪良只是西学总教习，而是总教习，不可能管理所有老师。

丁韪良在各种文章中曾多次提到自己“校长”的角色。如在《中国觉醒》中写道：“清政府以五百万两银子作为资本，创办了一所京师大学堂，而我被皇帝下谕令任命为该大学的校长，并被赐予清朝九品官衔中的第二品顶戴。”

“我在担任了二十五年的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之后，于1898年又被聘为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是由光绪皇帝直接下谕令委任的，该谕令还发表在清廷的《京报》上，我的官品仅次于最高级。”

由此看来，事实已经清楚。孙家鼐更多是教育部长的角色，没有负责京师大学堂的具体事务，而中学总教习许景澄当时还在俄国，也没有在京师大学堂工作过。作为西学总教习的丁韪良则是京师大学堂的实际管理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的这第一任校长应是空缺的。既不是孙家鼐，也不是丁韪良，因为丁韪良有实无名，顶多是个代理校长而已，但根本没有任命。

后来人们在提到北京大学时，却很少提到丁韪良，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还是一个传教士。虽然他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拓者，但在政治正确的背景下，只能将其牺牲。

避讳掉丁韪良可以理解，但非要从1912年开始，将严复算作第一任校长，这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

在北大精神中，包括了“严谨、求实”，但北京大学真的做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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