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腐应“对症下药”

反贪腐应“对症下药”

对于我国的政经体制、领导与管理体制，需要认真研究总结改进提升。“一收就死，一放就乱”，这是常常发生的，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发生过，并且继续发生着。在国家与社会实践中，贪污腐败从滋生、萌发到蔓延、无孔不入、愈演愈烈，绝大部分都可以从体制机制以及政策方面找到根源。

贪腐频繁发生于关键环节、重要点位、“关键少数”，几乎是一茬又一茬，“前腐后继”，“塌方式”、窝案频发屡见不鲜。自“文革”被否定以后，“运动式”反贪腐的方法不再采用，对依靠群众反贪腐有意规避，主要依靠管理领导集团内部反贪腐，对方法对策的运用是有所保留的，虽然表面看很严厉，所以，效果与效率将会很有限。

对反贪腐应该根据产生的根源，对症下药，效果和效率才会趋于理想，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比如，在干部群体中出现被动贪腐的情况，对于此类和类似的情形需要识别和采取相应办法对待，做好精准反贪腐。

仔细综合分析，贪腐根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其它方面则属次要。三个主要方面是体制、机制、政策。

如：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改制，批量制造出贪腐问题，形成了严重的贪腐历史存量，假如国家采取倒查三十年的措施，会查出一大批贪腐分子(有些已经逃到境外)。这是体制改革引发的，另外，长久以来形成的政治体制，外在监督机制难以形成和运行，贪腐变得难以得到社会的约束制衡，由此产生的贪污腐败现象都是批量的。

产生于机制的，比如：追求GDP、高薪养廉、卖地财政，等等，如果稍微深挖，也会查出很多的贪腐问题。

产生于政策的，比如：抓大放小、股市融资注册制、互联网金融+与金融创新，医疗社会化、教育产业化等等，都产生大量贪污腐败。

因此，遏制和消除贪腐，在治标的同时，更应在治本上下功夫，对症下药，即在体制机制、政策方面，进行改革健全完善、整顿提高和着力，效果和效果会更佳，持久性更强。(得中道)